第106章 你到底还想不想要这个家 (第2/2页)
些低矮的房屋和渐渐亮起来的灯火像一幅被拉远的旧画。远处山脊线上的最后一线光正在收拢，像是有人在天边慢慢关上了一扇门。
第二站是更远的黄泥沟村。车开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，村道上没有路灯，只有几户人家的窗户里透出零星的灯光。
林默让车停在村口，自己打着手电筒沿着村道走了一段，看到路边堆着几堆未完工的建筑材料，钢筋锈迹斑斑，水泥袋被雨水泡过又晒干，结成了一块一块的硬壳。
旁边一户人家的门开着，一个穿着旧棉袄的老头正坐在门槛上剥花生。
林默蹲下来跟他聊了十几分钟。老头说村里去年说要修一条排水渠，工程队来挖了两天就走了，再没回来过，后来才知道上面拨的钱被挪去干别的了。
林默听完之后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土，对赵永年说了第三句：“黄泥沟村那条排水渠的事，查一下经费去向。”
那一夜他们没有回城，在途中一个镇上的小旅馆住了下来。
条件简陋，床单洗得发白，卫生间的水压不稳，洗澡水忽冷忽热。林默没有挑剔，洗了把脸就在床沿坐下来，翻开笔记本把当天看到的情况一条一条记下来。
手机搁在床头柜上，屏幕一直暗着。从出发到现在，他一个电话都没接。
第二天他们去了第三个镇子。第三天又跑了两个村。
每到一处，林默都蹲下来跟老百姓聊天，问路况、问饮水、问学校的条件、问村里的卫生室有没有药。他话不多，但每一句都问在点子上。赵永年的笔记本上记满了人名、地名、事由和备注，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。
而凌北市那边，秦家已经彻底乱了套。
老三秦建国在第三天上午亲自跑到市政府门口想找他哥，被门卫拦住了。
门卫说市长不在办公室，出差了。秦建国不信，在大门口站了快两个小时，晒得满头是汗，又给老太太打了三个电话让她再想想办法。
老二秦建军还在治安局里关着，刘兰哭了好几回，说托了关系去问，那边回话是“案件正在侦办中，请家属耐心等待”。刘兰急得直跺脚，说“耐心等待个屁，人都关进去了，等出来黄花菜都凉了”。
赵玉芬也坐不住了。秦绍文不接电话，她只能去找老太太，两人面对面坐了一个下午，说了不到十句话。
老太太坐在藤椅上，双手交握搁在膝盖上，眼窝比前几天深了一圈。赵玉芬坐在沙发上，手指无意识地绞着沙发垫的边角，嘴唇抿得发白。
两人中间隔着一张茶几，谁也没有开口提那个名字。茶几上那杯茶早就凉透了，谁也没有去动。
那些以前靠着秦绍文关系吃饭的亲戚们，每天轮流往老太太家跑，有人带着水果，有人空着手，都是来问同一件事。
“老大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”“你帮我打个电话行不行？”“我那边真的撑不住了。”
老太太的手机从早响到晚，她后来干脆调成了静音，翻面扣在茶几上。但那屏幕还是会亮，一条接一条地亮，像有人在外面不停地敲门，而她坐在屋里，门锁着，灯关着，谁也不想见。
到了第四天，老太太终于拿起手机，给秦绍文发了一条短信。
她打字慢，用了好几分钟，一行字删了又打、打了又删。
最后发出去的是八个字：“你到底还想不想要这个家。”
发完之后她盯着屏幕等了很久，直到屏幕自动暗下去，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。
她慢慢把手机放在茶几上，靠进藤椅里，闭上了眼睛。
而另一边，林默看到这条手机却笑了。
不好意思，他是真不想要了。
林默在乡镇跑了五天，笔记本写满了大半个本子。
第五天傍晚回到市里的时候，他没有回秦家，也没有去顾瑶那里，直接让司机把车开到了信访局门口。
这会信访局的门已经关了，值班室还亮着灯。
林默走上前敲了敲窗户，值班人员探头出来一看是市长，整个人愣了一下，手忙脚乱地开了门。
以前秦绍文来视察过，所以信访局的人都认识市长。
林默没有多解释，径直走进信访局那间堆满档案盒的接待室，让值班人员把近半年受理但尚未办结的信访件全部搬出来，还特意叮嘱不要通知其他人。
他特意晚上来，就是为了看到最真实的一面，免得有人在里面搞鬼。
值班人员硬着头皮抱了三摞档案盒放在桌上，不敢有什么小动作。
林默坐下来，打开体质增幅，一本一本翻过去。
他先翻到的是几份拆迁补偿纠纷，然后是土地承包争议，再往下是一堆邻里矛盾调解。
这些东西虽然琐碎，但至少还有人在走流程、有人在处理。
林默翻得很快，把那些需要转办或者督办的分门别类放好。
翻到第二摞中间的时候，他的手指停了下来。
那是一个牛皮纸档案袋，边角已经磨得发毛，封面上用黑色记号笔写着“杨德福案·信访复核申请”几个字，笔迹潦草，一看就不是正规公文格式，更像是有人自己写好贴上去的。
档案袋底部有几块深色的水渍痕迹，纸张在潮湿的环境里放了太久，边缘已经微微卷曲发黄。
林默打开档案袋，里面是一沓手写的材料，纸张有大有小，有信纸、有作业本纸，甚至还有一张裁得不太齐的香烟盒纸背面也写了字，蓝色圆珠笔、黑色水笔、铅笔混着用。
字迹歪歪扭扭，但一笔一划都写得很用力，纸面上留着一道道凹痕。
最上面一封申诉信是用练习本纸写的，纸页上还残留着几道被橡皮擦过的痕迹，像是写过又改了几次。
林默从第一页开始往下看，越看眉头越紧。
平桥镇，2009年冬天。
村里一个独居老人在自家院子里被人用钝器击打头部致死。
治安局立案侦查，为了尽快破案、应对上面的年度考核指标，办案压力层层传导下来。
侦查初期线索少得可怜。案发地偏僻，没有监控，没有目击者看见案发经过，走访了几十户人家也没问出什么名堂来。
局长拍了桌子，说“年底之前必须拿下”，底下的人只能硬着头皮往前拱。
办案民警重新梳理了走访记录，翻来覆去地看那些潦草的字迹，最后注意到一条不起眼的线索，有人看见杨德福在案发前几天去找过那个老人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后来走了，具体说了什么、待了多久，没人留意。
就是这条线索，成了当时唯一的突破口。
杨德福三十五岁，智力有些问题，村里人都说他“脑子不太灵光”，说话慢半拍，平时靠帮人干点零活过活，不偷不抢，谁家丢东西都不会怀疑到他头上。但治安局查了一圈没有别的嫌疑人，就把杨德福列为主攻对象。
理由很简单，他去找过老人，而且他“脑子不好使”，这种人最好突破。
审讯的时候上了“手段”，连续审了十几个小时，不让睡觉、不让喝水，办案的人轮番上阵反复问同一句话，“是不是你干的？”还诱导他说“承认了就轻判，不承认就重判”。
杨德福根本搞不清楚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，被问得晕头转向，最后稀里糊涂地在笔录上按了手印，认了罪。
可他连凶器长什么样都说不清楚。
问他用什么东西砸的，他一会儿说“棍子”，一会儿说“石头”，一会儿说“锄头”，每次说的都不一样，同一个问题被问了七八遍，答案没有一次重合过。
现场采集到的物证和杨德福之间也没有任何能匹配上的直接证据，没有指纹，没有DNA，没有目击证人证明他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。
那条“他去找过老人”的线索，充其量只能证明他去过那户人家门口，跟杀人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。
整份卷宗里唯一的“证据”就是杨德福那份前言不搭后语的口供，再加上那条本来就站不住脚的线索，以及几份办案人员自己写的、互相印证的情况说明。
就凭这些东西，法院判了杨德福故意杀人罪，十五年有期徒刑。
案子判了之后，杨德福的哥哥杨德明一直在替他申诉。
杨德明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，初中没毕业，写东西也费劲，但他跑遍了能跑的地方。
他找到了一户人家的证词，案发当天下午，杨德福在他家帮忙修屋顶，从下午两点一直干到天黑，那户人家一家三口都能作证。
他还找到了镇上一个卖豆腐的小贩，说那天傍晚在村口见过一个陌生男人骑着摩托车往案发现场方向去，身形跟杨德福完全不一样。
这些材料杨德明一式三份，一份寄给了法院，一份寄给了检察院，一份寄到了市信访局。
法院的回复是“申诉理由不充分，不足以启动再审”。检察院的回复是“该案已生效判决，建议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申请”。只有信访局这边把材料收了进来，登记编号，然后塞进了档案盒里。
这一塞就是两年多。